經過了防疫，我才了解到我們家對「選擇的自由」的高度的重視，並且不斷以(白)身(目)教育小孩，可以選擇民主的重要性。
有時候花錢買的不是 c/p值，而是買選擇的重要性。
例如盲爺吃飯就是要吃buffet, 因為青菜蘿蔔、牛肉棉花糖各取所需、各有人愛。
例如盲媽家本身就是buffet，扣除了睡覺8小時，醒著的16小時幾乎全天候供應食物。
例如媽媽教室本身就是手作buffet，小孩突然想做什麼，媽媽就會想辦法生出來，甚至改良精進。
例如雖然媽媽有煮飯，但是爸爸還是可以買肯德雞，假裝吃個二口就可以了，人情與義理都做到了。
例如當達成無論跳繩、閱讀、英文日記的目標時，可以選擇任何的禮物，即使那在我們的眼裡是雞肋。
例如當小孩當下真的想做或是不想做什麼時候，我們幾乎不會阻止或是勉強。
例如完全不能同意明明模範生讓學生票選，但卻不公開唱票直接宣布結果。
例如教會服侍無法照本宣科地教主日學，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
雖然小孩的高度選擇自由，往往是家長的不願意簽下去的志願役(?) 換來的，但一日僕人軍人，終身為奴保家衛國 、無須多言。
經過了防疫一疫，更能了解私人機構要拿走「自由」原來是這麼地容易。(你會不會知道得太晚…)
吃飯選擇的自由、行動的自由、外出的自由、資訊使用的自由、辦公地選擇的自由…
什麼是防疫措施的必要手段? 什麼是順水推舟的剛好裁量? 什麼是藉力使力的師出有名?
完全端看是否同意所有行為前提是落在是資產或是負債處理。
當辦公室的餐點全面變成一樣的便當面孔，一樣濃縮在這方方正正的盒子裡，一樣一塊裹滿了太白粉的豬排與三格的菜裡永遠有一格是軟軟爛爛的三色菜，限縮在1米4辦公桌昏暗的檯燈下用餐
那中午放風能淘淘不絕、相濡以沬(?)彼此交換資訊、能報告家裡大大小小發生的事、能交流哪裡搶衛生紙與罐頭、那上班族少數微薄午餐選擇權: 少冰微甜、加糖不加奶、飯少一點菜多一點、加蔥不加香菜、加麵加飯、吃飯或吃麵，全部被拿走時，勞改感就更重了。
我知道高度的選擇自由與方便，尤其是在服務業，往往是建立在別人的負重前行，或許在這個時候可以省下些力氣做選擇，但與其選擇單一，我寧願不要提供選擇與不做選擇(然後你就餓死…)
我總有一種焦慮感是: 瑞凡，回不去了。
如果私人機構要拿是這麼拿走自由，原來是這麼地容易，在這個非常時期，師出有名，國家要拿會很難嗎?
但也就是因此，更需要審慎裁量，細緻作為，不論地方政府或是中央。
我們當然要配合非常時期的非常作為，但是也要隨時小心國家機器的過度反應，於法有據，因為魔戒一戴，大門一開，通往的是未知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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